在发言中，有的学者对自由特别是积极自由的含义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界定。

第一种情形，需要引入民间规范做出融贯性论证的可能性也很大，至少它比临时性地请求有权机关做出适用法律的解释来的更加方便、合算和理性，并且更能实现法律论证的融贯性。[16]事实上，这种习惯就是判决（判例或判例法）本身。

因为非规范的社会事实本身是不确定的。归根到底，对正义和秩序的维护标准，就在于安抚民心、赢得民心。即在它作用的时空范围内，人们普遍地接受或依据该规范而行为。要使这里的法官也变得有理能说情，除非秀才变成兵。紧急法益大于平时法益，因此，当两者出现冲突时，首先要保障紧急法益（这正是《紧急状态法》授权国家机关在紧急状态下可以做出一些紧急举措的原因所在。

对于疑难案件而言，如上简单的三段论推理，可能因为前提之假，而必然导致结论的非真（不正确）。其四是案件事实自身是相当疑难和复杂的，即使有相关法律根据，适用起来也相当不易。[68]这种变化率为卡尔·多伊奇提出的，见（美）享廷顿：《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

对此，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查普夫（Wolfgang Zapf）的解释是：不断增长的个人主义化、私人化、对官僚主义的批评，与把某些特定的任务划归国家之间不存在矛盾，实际上，现代社会当中不断增长的个人主义化趋势，是和一个由国家保障的健全的保障系统联系在一起的。[13]（奥）凯尔森著，沈宗灵译：《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3—204页。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职工董事和监事，公司违反民主管理规定的责任，无效劳动合同，事实劳动关系，罢工权。高其才：《中国习惯法论》，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

[42] ——水法：1997年对黑龙江、河南和湖南三省的检查显示，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8％，并每年仍以1万平方公里速度扩展。通过上面对几种流行观点的初步商榷可以看出，传统法律文化等不是，至少不是主要的影响人们服从法律的直接原因。

自然法和国家法的关系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彼此外在、后者服从前者的关系，而是自然法越来越多地体现为国家法，国家法升至规则的中心地位，国家法的内容正确性也因此大大增强。相反，它又天然地比其它任何法更具内容正确性，如其说自然法确实握有拯救人类的灵丹妙药（事实上，自然法本身也常常出错且具有可变性），不如说其要义在于，人们愿意和需要认它为上帝已造就的或将要造就的第一美人（霍姆斯语），愿意和需要有这样一种能评说其它一切法的是非之标准。另外，在法规之间、规章之间、法规与规章之间也存在着不少相互矛盾和冲突之处。不守法不致影响既存的朋友间的和谐。

张著中还介绍了心理的效力观．在我看来，此种效力观揭示的是人们实际守法的心理原因，属社会学有效性范畴，故不单独列类。[38]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执行情况的汇报》（1992年12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1993年第1号，第99—103页。[12]张岱年、姜广辉：《中国文化传统对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90—94页。自然法或理性法代表着这种有效观，正是据此，二战后德国司法部门宣布纳粹时期的法律为无效之法，并依据未被修改的1871年德国刑法典对纳粹党徒审判定罪。

在此，从应然角度，将已大致形成共识或讨论较多的各部门法函待补充和完善之主要部分罗列如下：[48] ——宪法：立法权限，立法程序，宪法和法律解释，宪法中的政策性规范，私有财产权保护。正是在上述几种视角上，本文才认为，学界存在的重民间法抑国家法倾向有些本末倒置或矫枉过正。

然而，由于落后国家在政治上也处在发展阶段，缺乏恰当的有效手段去处理这些问题，政府在这种巨大的社会压力面前，或者停滞不前，或者倒退，因而激起民众更大的不满，暴力冲突或稍为温和一些的抗拒秩序的行为由此发端。三、当代中国法在何种意义上失效 当代中国各类法而不是某一类法在总体上有效性不强，致使人们形成了普遍的社会失范之感觉，这虽是一共睹之事实，但似乎还缺少有力和系统的实在证明。

审判委员会，陪审制度，证据制度，诉讼费用，检察机关在诉讼中的地位，诉讼代表人制度，执行程序，调解与和解的关系。但各类民间法中都有一些人为建构的成份，特别是今天农村占乡规民约主体的村民自治章程，更象是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实施细则，而与自发形成的习惯法相去甚远。在此，还需补充指出的是，那种在民间法身上寄载了过多希望的主张，其流荡出的浓浓乡愁，确实能拨动无奈于身心两分的现代人怀旧之心弦，其包含着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根？。法律审议过程中，分组会议、联组会议和全体会议分工不明确，久审不决。中国90年代末以来年均约500万件的法律诉讼量（大体相当于只有8．3千万人口的德国的案件数），也远未到达值得人们象有些西方学那样，去惊呼诉讼爆炸而要大力抑制诉讼、限制司法规模之地步。其表现形式，一为制定法，一为判例法，一为经国家认可的民间法。

要消除国家法及其他法的实效短缺之困，主要取决于现代性的实现程度。在这种分析中，他将习惯、习俗、惯例和法区别开来。

[61]（德）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上）》，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63页。历史上曾地位显赫，现今虽有所复活，但总体上呈颓势。

女职工工资低于男职工，下岗人数多，再就业难。而不成文的民间法，则源于口耳相传的约定俗成，也即，成于众人陈陈相因的实践，这在婚姻家庭领域内表现尤甚。

这些都严重地损害了国家法律的统一和尊严，同时给司法、执法造成困难。总之，在中国城乡，权力中心被打破，权力多元格局初步形成，各种权力范围处在复杂的流变之中，人们对权力的认同和信任尚待时日。而在应激型国家如欧美，尤其是后发国家，这个阶段比较短暂，冲突不可避免激烈一些。数字化给分析带来了便利，但同时也导致了人们对国家法的缺点印象更深甚至放大，在某种时候影响到对这三种法作出正确的评判与取舍。

对城乡结合部和街头巷尾食品摊点监管薄弱。二、三种有效性与三种法 （一）社会学有效性视野下的法——民间法 在与法的类别的联系上，社会学的有效性概念，虽未直接指明它与什么法相连，但由于社会学的主要旨趣在于事物存在的实际状态，也即事实应然，所以，此一对有效性的理解与民间法联系更紧密一些。

[50]参见徐志群：《论完善地方性法规、规章的立法监督机制》，《中国法学》1999年第3期，第91—96页。假如象哈贝马斯所说的，民众对一种权力在认同、信任和忠诚等方面缺失或出现赤字，就会产生所谓合法化危机。

1996年比1978年社会秩序指数下降了15．4个百分点，年递减率为0．9％。[57]较为系统的先后有：郑永流等：《农民法律意识与农村法律发展》，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

肉制品、豆制品、酱油、冷食和矿泉水等合格率长期较低。要使国家重新对全社会和全民的福利与幸福负起责任。[18]白钢：《中国村民自治法制建设评议》，《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第93页。[17]这说明依赖于乡规民约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远未取代基层政权的强力控制。

在解纷和处罚方面，捞油锅等神判、械斗、殴打甚至处死盗贼、毒打甚至处死强奸者或淫乱者、将淫乱者裸示游街、寡妇被强奸不受保护、以及种种残酷的肉刑和死刑等规定。[73]转引自（美）斯蒂格利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中译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版，译者的话第11页。

[47]《北京晚报》2000年3月13日，第1版。当代中国各类法因权威在现代化中失落而皆实效有失，可能使这种追求难以实现，在此情况下，还来追问什么可能是有效的法，似乎显得无甚大的意义。

不稳定的潜台词是对权力和秩序缺乏认同、信任和忠诚。[15]张静：《乡规民约体现的村庄治权》，《北大法律评论》1999年第2卷第1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